榮格認為,人的一生有兩個主要時期:人生上半場(兒童到青春期),以及人生下半場(中年期)。最有意義的轉化就發生在中年階段,這也是「自性」(the self)追尋的開端。
在本書中,史丹博士首先以一則蛻變的夢境,以及詩人里爾克以創造力療癒靈魂的故事,介紹轉化的意義。他並以威廉.梅隆到海地行醫的故事,詳述轉化意象的召喚。接著,他以《哲學家的玫瑰園》系列圖像,闡述在親密關係中的轉化歷程。最後,他以三位極具創造力的人物:林布蘭、畢卡索、榮格,作為生命轉化的例證,說明個體意識全面開展的成熟能量,以及它如何指引出一個人後半生的天命。
史丹和榮格一樣,將蝴蝶視為人類成年期心理轉化的最佳隱喻。當毛毛蟲繭化成蛹,牠就進入靈魂的黑夜。當牠通過嚴苛的考驗,從宛若墓石般的禁錮中脫繭而出,牠將縈繞於花叢之上,追隨著直覺與空氣的流動,展開雙翼,發覺牠飛舞的天賦,成為真正的自己。
經歷了轉化之旅,新的靈魂意識誕生,蘊含著新的價值觀與方向,人開始朝向內在的靈性本質,活出最深層渴望的自己。
本書特色
以榮格論述為全書主軸,輔以詩人(里爾克)、畫家(林布蘭和畢卡索)的生命故事,描述所謂的中年危機,如何可以是轉機,而成為一個人一輩子最有意義的生命階段。
莫瑞.史丹(Murray Stein, Ph.D.)
史丹博士專長於靈性與心理治療、榮格心理分析治療的方法及個體化歷程。
1943年出生於加拿大,耶魯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先後取得耶魯大學神學院神學碩士及芝加哥大學宗教與心理研究博士學位,後於瑞士榮格學院完成榮格分析師訓練。1976到2003年,史丹博士一直是芝加哥榮格學院的培訓分析師,1980至1985年同時也是芝加哥榮格學院的董事及校長。1989年加入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的行政委員會並擔任名譽祕書,並於2001至2004年出任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理事長。
目前居住於瑞士,負責瑞士分析心理學院。史丹博士的著作相當豐富,其中《榮格心靈地圖》一直是華文世界研讀榮格心理學重要的入門書籍之一。
一位三十五歲的女士來我的辦公室討論她最近的幾個夢。讓我驚訝,甚至內心永存感激的是,她告訴我的夢是如此深刻的轉化,讓我到現在還是無法忘懷。
我沿著馬路走著,心情沮喪。突然,被一塊墓碑絆倒。我往下看,自己的名字就刻在墓碑上。一開始我很震驚,接下來卻感到一種奇怪的放鬆。我發現自己正努力將屍體弄出棺材,卻又明白我自己就是這具屍體。我努力著,卻愈來愈難保持我自己的完整,因為沒有留下什麼東西來維持身體的完整。
我穿進棺材的底層,進到又黑又長的隧道。我繼續走,直到一扇很低很小的門前。我敲敲門。一個非常非常老的男人出現,並且說:「啊你終於來了!」(我注意到他拿著一根拐杖,拐杖上面有兩條面面相對的蛇環繞著)他安靜,但意志堅定的,埃及亞麻布他一碼一碼的拿出來,把我從頭到腳包裹進亞麻布裡,讓我看起來像是個木乃伊。然後將我頭下腳上的倒吊在矮矮天花板上諸多鉤子中的一個,並對我說:「你必須做個病人,這會花掉你很長的時間。」
繭裡面很暗,看不見任何發生中的事情。一開始我的骨頭還能保持完整,但是慢慢的,我感到它們逐漸散開,最後一切都化為液體狀態。我知道這位很老很老的男人將一條蛇放在頂端而另一條蛇放在底部。兩條蛇分別從頂端游動到底部和從底部游動到頂端,周而復始,構成了一個「8」字型的圖案。
在這同時,我看到老男人坐在窗戶邊,往外看著季節的遞變。我看到冬天來了又走,然後是春天,夏天,秋天,然後冬天又來了。許許多多的季節經過,在這房間裡面只有和兩條蛇一起包在繭當中的我,那個老男人,還有向季節敞開的窗子。
終於老男人把繭拆開。那裡有一隻溼淋淋的蝴蝶,我問:「牠很大還是很小呢?」
「既大也小,」他回答,「現在我們得換到陽光充足的房間好把你身體烘乾。」
我們走到一個大房間,房間的天花板頂端挖開了一個圓形的洞。我躺在圓形的洞底下的光當中把自己曬乾,老男人一直目睹著整個過程。他告訴我不要去想過去,也不要去想未來:「就是在那裡,靜止不動」。
最後他帶我到那扇門前,說:「當你離開時,你可以選往任何方向去走,但是你只能活在這中央。」
現在這隻蝴蝶已經高飛上天。然後牠降落到地面,來到泥巴路上。逐漸的,蝴蝶顯露出女人的頭和身體來,然後蝴蝶被吸收掉,現在我能感覺到牠就在我的胸口。
在這個夢中依序展開的意象以及中心的隱喻—「蝴蝶的蛻變」(metamorphosis),是我在本章所要探討的主題。這是一個轉化(transformation)的時代,它會延伸一段很長的時間,為期超過許多年甚至十年以上,在這期間人們會發現他們自己活在一種中間狀態(limbo)裡,我稱之為「過渡狀態」。在這段時間裡,個人世界最根本的基礎進行著重新的建構,這樣的轉化是會改變生命的。它是對於人生態度、行為及意義感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架構。這情形通常是因為與特有的轉化意象相遇的經驗而引發,例如,宗教的象徵、夢、一個印象深刻的人、一次積極想像;或是因為生命中的重大創傷所引發,例如離婚、子女的死亡、喪親或者失去所愛的人。這個過程會歷時數月甚至於數年才能完成。當發生這樣的經歷時,就蛻變或者轉化的角度而論,可以想成經歷著(meta-, trans-)從一個形式(morph-, forma)改變成另外一個形式的過程。有時候這樣的改變及態度的變化,當一切正在發生的時候,是很微妙而難以捉摸的,當事人如果知道什麼正在發生,是會承受到很大的壓力。到了最後,這樣的改變將是持久且深邃的。
人的一生會不斷地有重大的改變和發展,這樣的說法對現代人來說是老生常談。我們把人的一生當中擁有這些生命階段(stages of life)、生活危機(life crises),以及發展階段(developmental phases)視為理所當然。雖然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但這些詞彙已經是現代人的口頭用語,甚至有點陳腔濫調了。二十世紀的心理學對人們的這種理解方式有很大的貢獻。數以百計的研究用以探討和描述從嬰兒期早期開始,一直到青少年、成人以至老年期階段的心理發展。現在已經存在很多種不同的解釋方式,可以勾勒出人類在情緒、認知、道德及靈性等向度的發展輪廓。現在,一般認為人的心理生活是永無止境的改變與發展。………..
在歷史上,透過蛹的虛擬死亡而從毛毛蟲成為蝴蝶這樣令人震驚的蛻變,激發了許多把這個過程拿來比喻人的命運和結果的省思。不知道被提過多少次,有人認為我們在塵世的一生其實只是毛毛蟲階段。我們的肉身是幼蟲。死亡以後,當身體開始腐敗並且分解成基本的化學元素時,靈魂從肉體出現,就像蝴蝶從蛹中生出,高飛進入超脫物質世界的生命形式。順著這樣的想法,蝴蝶象徵著我們永恆的靈魂,在幼蟲的身體死亡之後被釋放,自由地進入靈魂的新生命裡。肉體的死亡經驗實際上只是一種化蛹的形式而已。這個在不朽的靈魂與蝴蝶之間的比喻,自古有之,廣泛流傳。荷馬時代的希臘人把離開屍體的靈魂視為蝴蝶,而阿茲特克人(the Aztecs)則把在墨西哥草原上振翅飛翔的蝴蝶視為戰死的戰士們重生的靈魂。在薩伊中部卡塞河流域│的巴魯巴人和魯路阿人(The Balubas and Luluas of Kasai in Central Zaire)則把墳墓稱呼為「繭」,而從繭中出來的靈魂則被稱為蝴蝶。中亞的突厥部落(Turkic tribes)相信死者會以飛蛾的形式重返故土。
在不可知論的科學傳統下,我們傾向於懷疑死後生命的可能性,因此只能在人還活著的時候來尋找轉化的存在。我相信也是這樣的科學態度,開啟了我們去觀察並且期望人類在俗世當中的一生存在著這些發展階段的工作。只有到中世紀末,人們才意識到兒童、青少年、成人、老年這樣不同的人生階段。而一直到了二十世紀這些發展階段,才開始分別用生理的、心理的及心靈的觀點仔細的進行觀察。我們喜歡讓轉化只發生在人的有生之年。……
勒內.馬利亞.里爾克(René Karl Wilhelm Johann Josef Maria Rilke)在1875年12月4日的子夜不久後,出生於波希米亞的首都布拉格。同年的7月26日,卡爾.古斯塔夫.榮格也在數百哩之外的凱斯威爾(Kesswill)小村莊誕生。村莊靠近羅曼斯霍恩(Romanshorn)地區,濱臨康斯坦斯(Constance)湖旁,位於瑞士與德國的交界地。在地理與時間上而言,他們的生活圈距離很近。在文化方面也是:兩人的母語都是德語,所出生且居住的地方正好與德國邊界接壤,而當地的文化也都以德國文化為主。順道一提,兩個人都能流利地使用其他語言(里爾克非常精通法語,而榮格則精通英語)。兩人的早年生活期也有著相同的文化氛圍:當時的中歐文化正處在新舊世紀交接之初。
由於父母親的婚姻問題,兩人的童年時期都過得很辛苦。里爾克出生時,雙親的婚姻已走向下坡;事實上在里爾克童年時期,父母便已分手並分居直到終老。榮格的雙親雖然生活在一起,但兩人個性不合,導致家庭氣氛充滿緊張與不悅。此外,里爾克與榮格兩人,都在手足去世之後來到人間:榮格的哥哥保羅在他出生前兩年死去,而里爾克在姐姐過世後隨即出生。可想而知,兩人的母親都承受著喪子之痛。榮格的母親在他幼年期即受苦於重度憂鬱症。里爾克是獨子;而榮格在他妹妹到來前的九年之間,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兩人皆與母親有著衝突的關係。兩人的父親都扮演著比較正向的角色,儘管他們都距離遙遠且極不適合進一步成為理想化與認同的對象。兩個孩子都討厭上學,也都遭受到師長與同學們的凌辱折磨。
兩人對自己的職業皆有著深深的使命感。約莫早在中學時期,年輕的里爾克便立志要成為詩人與作家;榮格則在醫學院畢業之前,在一次準備精神科考試時發現他真正的志向。兩人在宗教天賦上皆具有極高的「音樂性」(musicality),對靈性的情境和意象都異常敏銳。兩人所成長的家庭背景都使他們深深浸淫在傳統基督教裡,雖然成年後都未信奉該教派。里爾克的母親是一位極度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她在新生兒子的一長串冠冕堂皇的名字裡,再加上Maria,因為他生於子夜,而傳統上人們相信耶穌也是生於子夜。此外,他的出生日是星期六,當天也是聖母瑪麗亞日(Virgin Mary’s Day)。榮格出生於瑞士一個新教牧師的家庭裡,他的六位叔叔及祖父皆在這個教派裡任職牧師。宗教主導著兩人的幼年生活,而日後兩人皆尋覓到天才的長者作為模範,向之學習,並拜入門下—里爾克是羅丹的子弟,而榮格的老師是佛洛伊德。此外,兩人皆注定會成為偉人,並出於本能地對自己內在的戴蒙(daimon)懷抱著信念。
1912年,年屆三十七歲的兩人同時開始了一次旅程—一場幽冥之旅及蛻變—這趟旅程導致日後的轉化與完整成人心象。對兩人而言,從三十七歲至四十七歲是蛹化及孵化的關鍵階段,而宏偉的心象也從中孕育出來。中年時期的轉化將鍛造出穩定的成人認同,並實踐兩人天賦的、具有創造性的工作使命。
精確地來說,時間是在1912年1月20日的一個狂風暴雨的早上,里爾克當時正在翠斯特(Trieste)附近的杜伊諾城堡外散步,一邊讀著他的律師所寄來的信;信是關於他即將面臨的離婚訴訟。此時的他,突然停下腳步,「從暴風裡似乎傳來一個聲音,叫住了他。」他那時所聽到的,成為〈哀歌之一〉的開頭:「有誰,若是我呼喚,會從天使的班列中,聽見我?」
杜伊諾城堡的主人,瑪麗侯爵夫人(Princess Marie von Thurn und Taxis-Hohenlohe)提到,里爾克當時站在原地聆聽了一會兒:「誰來了?……他現在知道了:是神。」他隨即取出一直帶在身上的筆記本,寫下混然天成的字句。他放下筆記本,處理了那封信,並在當天稍晚的時候,繼續構思這首新詩作的開頭。當暮色低垂時,〈哀歌之一〉已然完成。他重新謄寫詩作後,隨即寄給他的朋友兼資助人瑪麗侯爵夫人;在里爾克創作期間,夫人皆待在維也納。在寫完〈哀歌之一〉後的數週內,另一首〈哀歌之二〉也完成,而〈哀歌之三〉(完成於1913年)、〈哀歌之六〉、〈哀歌之九〉,以及〈哀歌之十〉(完成於1922年)當中的許多片斷,也是在此時期完成。似乎靈光乍現的當下,里爾克就知道這會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由於直覺告訴他這整個孕育的過程將會漫長且艱辛,所以在一封給莎樂美的信裡,他抱怨道:「之前的我苦無靈感,而現在的我反而因文思泉湧而苦不堪言。」由於他對作品的雛形已稍有概念,這也使得他有勇氣與信心堅持到底。
我將《杜伊諾哀歌》的出現視為里爾克中年危機時期心靈所創造的藝術品。換句話說,這是一部心理學文獻,也是一件不朽的藝術品。我們幾乎可以說,這部詩作反映了里爾克的靈魂,因為它深刻地體現了里爾克內在生命的內容、動力與整體結構。它揭露這個人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它傳達了里爾克對詩人原型的深度認同(deep identification)。因為就里爾克的情形來說,我們必須清楚地辨識,詩人心象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地位或人格面具—諸如艾瑞克森所描述的少年時期與青春期的心理結構—也應包涵了最原初的人的形式(the primal human form)。這個心象深植於自性原型裡(self archetype),它是心靈的基石(psychic bedrock)。
里爾克的蛹化期始於1912年1月20日,並一直持續至1922年初。之後則是進入第二段強烈的創作期,此時詩人的心靈(psychic)根基被憾動著,而成蟲也在此時完整出現。事實上,里爾克曾於1920年11月29日在一封給萊茵哈特(Hans Reinhart)的信裡,自稱為一個蛹:「要我稍稍動一下,就如同要一隻蟲在蛹裡偶爾散個步一樣地困難。」1922年1月,幾乎剛好是在杜伊諾城堡外第一次於風中揭示的十年之後,里爾克進入了一段幾近不眠不休的詩歌創作期,直到2月才停止—里爾克留給後世雄心壯志的藝術里程碑:完整的十首《杜伊諾哀歌》。此外,另一部非凡的姐妹作《致奧菲斯的十四行詩》(The Sonnets to Orpheus)也在此時完成。在一連串的心力交瘁之後,蝴蝶終於誕生,展翅高飛,與世界交會。
從1912年1月至1922年1月這兩個遙遠的冬季之間(這當中還包含重要的第一次大戰),里爾克咬牙撐過侷促的蛹化時期。這段期間對詩人們來說,皆是一段險峻的歲月。外在的環境不利於里爾克走完內在的歷程。在第一次靈感爆發之後,便毫無動靜,偶爾他會間歇性地喃喃自語著未成型的片段—〈哀歌之三〉完成於1913年,〈哀歌之四〉則出現於1915年。大致說來,這是一段焦慮的等待期,一邊找尋著合適的外在條件,一邊準備書寫大量信件、準備戀愛,並準備著動盪不安的生活。這樣的延宕,部分可歸因於里爾克神經質的自我,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外在的環境。大戰的爆發,使里爾克必須加入奧地利軍隊長達六個月之久,直到軍階較高的朋友們設法讓他脫離軍隊,他才得以以公民的身分,自由地在慕尼黑渡過大戰。但這場大戰已災難式地打斷了他的創作生命。在情感上,他也為戰爭所傷,因為戰爭顯露了人類的無知與邪惡面,而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此還無法消融。這段期間是令人沮喪的。此外,歐洲文化本身正進入巨幅的結構性重整期,而里爾克所賴以為生且受其資助的舊社會秩序正在瓦解。在這段期間內,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不對勁。
在大戰後,里爾克不情願地接受邀請,至蘇黎世朗讀詩作。1919年6月11日,他打算暫時回到慕尼黑,並搭乘火車穿越羅曼斯霍恩旁的邊界,進入瑞士,而榮格的出生地就在不遠處。里爾克從沒喜歡過瑞士—他覺得那些山巒過於引人注目、整個國家猶如月曆照片般夢幻,而人民欠缺雅致及文化素養。然而,當他好不容易說服自己越過邊界時,他卻發現一個日後將能度過餘生的處所。聽眾很激賞並且熱情地回應他—最重要的是,一些富裕的瑞士仰慕者提供他經濟及社會面的協助,有些人還與他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這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蘇黎世的溫德里—芙爾卡特(Nanny Wunderly-Volkart)與她來自溫特圖爾(Winterthur)的兄弟萊因哈特。里爾克注意到這些援助的重要性,因此接受了各方所提供的援助,並設法延長簽證居留權—這件事在瑞士通常需要花一些金錢與力氣。之後他成功地繼續待在瑞士各地生活,直到1926年過世。他偏愛的地區位於瑞士的兩個法語區—日內瓦及瓦萊州。
1912年1月20日可視為蛹化期的開始,接著而來的是一段停滯期,此時的創作力靜靜地被包覆在蛹裡,封在密不透氣的蛹殼當中。當里爾克找到了他最鍾愛且是他最後的家園時,停滯期便即刻結束了。這座簡樸的塔,名為穆佐城堡,位於瓦萊州的謝爾(Sierre)附近。在結構上,穆佐城堡與榮格位於波林根的塔樓很像(巧合的是,榮格與里爾克兩人僅相差數個月,便各自找到自己的塔樓與城堡)。在1912年7月結束前,里爾克已可以搬進穆佐。他藉著等待靈感的典型準備方式—書寫信件及安置家具—渡過了秋天。相較於自我意識所造作的東西,他靜待著某種自我言說的聲音,奔流出更為深刻的文字。在1月來臨前,渠道已然暢通;在1922年2月7日至14日這一週之間,動力及靈感源源不絕地猛烈噴湧出來。空前絕後地,詩人完完全全被繆思附身,洋洋灑灑地完成了《哀歌》剩餘的篇章。在醞釀了十年之後,意象及想法有如狂烈的高潮洶湧爆發至意識之中,渲洩出期待已久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