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道：人本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談關係、心靈與明日的世界

作者簡介

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1902-1987）

美國心理學家。於芝加哥學習心理學課程，並在1931年取得博士學位。他分別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1940）、芝加哥大學（1945）及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1957）任教及實習。而後畢生一直在拉荷亞（La Jolla）做研究，同時繼續心理治療、演講、寫作等工作。

羅傑斯是心理諮商與治療領域的指標人物，他和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開創了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運動，首創「非指導性」（Nondirective）治療，後又稱「以案主為本」（Client-Centered）的治療、晚年改稱為「以人為本」（Person-Centered）的治療，強調人具備恢復心理健康、實現自己的能力。羅傑斯於1956年獲頒美國心理學會傑出科學貢獻獎，1961年獲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1972年獲頒美國心理學會傑出專業貢獻獎。在2002年西肯塔基大學心理學系的研究中，羅傑斯名列「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第六位；「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治療師」第二位，僅次於佛洛伊德。在2007年美國心理治療專業雜誌《心理治療圈內人》（Psychotherapy Networker）發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師」問卷調查，羅傑斯名列榜首。

卡爾．羅傑斯著作繁多，較重要的有《以案主為本的療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成為一個人》（On Becoming a Person）、《卡爾．羅傑斯論人的力量》（Carl Rogers on Personal Power），以及本書《存在之道》（A Way of Being）。

譯者簡介

鄧伯宸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報社編輯、編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為資深媒體工作者，曾獲中國時報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現專事譯作。近年譯作有《黑暗時代群像》、《無界之疆》（立緒）、《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不眠之城：奧立佛．薩克斯與我的紐約歲月》、《戀愛中的人：榮格觀點的愛情心理學》、《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與存在的意義》（心靈工坊）等。

【導讀】卡爾．羅傑斯：於專業、於生命都一路相逢的引路人／曹中瑋
【原序】聽一個不懈的鬥士娓娓訴說／歐文．亞隆
【自序】願你踏上存在的旅程

壹. 我的經驗與觀點
第一章 溝通的體驗
第二章 我的人際關係哲學及其發展
第三章 回顧：四十六個寒暑
第四章 變老，還是成長
第五章 現實只有「一個」嗎？

貳. 以人為本取向的觀點
第六章 以人為本取向的功能
第七章 同理心：一種未受充分理解的存在之道
第八章 愛倫．韋斯特：孤獨
第九章 建立以人為本的社群：對未來的啟示
第十章 六個短篇
第十一章 心理衛生專業的新挑戰

參. 教育的過程及其未來
第十二章 學習可以兼顧思想與感情嗎？
第十三章 越過分水嶺：現在的位置
第十四章 大型團體中的學習及其對未來的意義

肆. 展望未來：一個以人為本的腳本
第十五章 明日的世界，明日的人

附錄一‧卡爾．羅傑斯著作年表
附錄二‧參考文獻與出處
附錄三‧延伸閱讀

導讀

卡爾．羅傑斯：於專業、於生命都一路相逢的引路人（節錄）

曹中瑋／資深諮商心理師

一個偉大的理論觀點，必是歷久彌新、永垂不朽的，永遠對後學者有深遠的影響。卡爾．羅傑斯正是偉大觀點的創發者，而我也是其中一位受感召的人。

卡爾．羅傑斯被譽為「人本主義心理學之父」，並創立以人為本的治療學派（Person-Centered Therapy，台灣多譯為「個人中心」學派，編按：也可譯為「以人為中心」）。在此書中，羅傑斯說他更想改用「以人為本取向」（Person-Centered Approach）來表達自己的理念：「我不再是只談心理治療，而是談一個觀點，一個思想，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存在的心態，適用於任何情況──個人的、團體的、社群的──其目標則為成長。」

我個人認為，羅傑斯這生前最後一本重要著作，即在闡述這種以人為主的理念，是如何應用於各個層面──婚姻、家庭、學校、政府、文化與國家──的關係處理，勾勒了目前的論述、實踐成果與未來願景。於本文，我將就本書的重要主題分享我自己的體會。

獨立的個體及對人之向善潛能的相信

前一陣子，有位跟我學習完形諮商十多年，目前也在大學教授諮商理論課程的學生問我，怎麼覺得個人中心學派和完形諮商學派很是相近？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覺得應該不是兩者相似，而是「我」，在某種程度是站在以人為本取向的基礎上學習完形諮商的，才讓學生有這樣的感覺。讀了這本《存在之道》，我更加確定自己「個人諮商理論」的發展，的確深受卡爾．羅傑斯影響，特別是我的人性觀和對心理師在諮商中的定位──站在當事人的左或右旁，略為後方一小步，為他點亮一盞燈，陪他前行──更是有著羅傑斯的影子。

羅傑斯的「以人為本」的核心精神，指的是：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該被允許能真實地做自己，理解與接納人人皆不相同，與此同時，羅傑斯也堅信「每個人的內在自有豐富的資源，供其理解自己，改變自我認知、心態及自主行為。不過，前提是你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心理狀態的環境，這些資源才會啟動。」而我對人性的觀點也是如此：「我對生命有很高的崇敬，更深信人類生來就具有無限潛能。不過，這可以因應人生各種挑戰的能力，是以種子的形式存在的。它需要在有充分水分和豐厚養分的環境下，才能向上成長茁壯，長出一片屬於自己的美麗景致。對人類而言，那些水分和養分就是關懷與愛。」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羅傑斯認提到的東方態度：「我對這個人的欣賞，一如我欣賞落日。如果我們能夠順其自然，人之美，猶如落日之美。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能夠欣賞晚霞，或許正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它──我認為這是一種東方的態度；也是我最歡喜的一種。」在我看來，「東方」的態度若也包含中華文化，大師可能有點誤會。大師對「東方」的印象也許是諸如老莊思想之類的觀點，崇尚無為而治，講求順其自然。但對一般人而言，此一信念多半表現在對天地和大自然臣服，或天人合一的態度上。然而如果是對待人，尤其是父母、師長對待子女、學生，往往掌控性很高，更不易把他們視為獨立的個體，讓他們順性發展。這種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文化差異，羅傑斯在本書第九章略有提及，而這也提醒身在「東方」的我們，要領略與實踐羅傑斯的信念，我們比起西方人可能還有更多的關卡要突破。

人與人的互動溝通

然而不論如何，所有的實踐都從人和人的溝通開始。

在羅傑斯的方法裡，「傾聽」──深度傾聽，帶著創意、積極、用心、精確、同理且不帶評斷的傾聽，是人際關係裡最重要的能力。還有另一個溝通的基礎：真心、真誠，心口一致，即一種「我心感我受，我口説我心，三者一體」的狀態。羅傑斯描繪道，「那一刻，我是整合的，是完整的，是一體的。」

我認為，我們不只傾要聽他人，還必須願意傾聽自己。聆聽身體的訊息、心裡的感受、內在的渴望與呼喚，然後用心回應它們。這不但是自我整合、自我和好的必要條件，而且一般來說，能真心面對自己的內在狀態，才能真正分辨人我，用清明的心去傾聽他人。

令我訝異的是，即使是羅傑斯，也坦誠表示自己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無法做到傾聽內在並對自己欣賞與關懷，甚至不假思索地排斥別人對他的正向稱讚，因此感覺不到被愛。他也是經過很久的努力，才慢慢地能夠再次真心接納或感受別人的關心和欣賞，並覺得溫暖及充實，「……由於不再害怕正向感情的施與受，我變得更能夠欣賞別人。」

我們可以細細地閱讀第一章有關溝通的論述。這樣的聆聽雖然不容易，但我相信每個人的心中都盼望著能被聽懂、接納和陪伴，也願意用心聽懂他人，如此創造人與人美好的連結。

　治療中三個必要及充分條件

我在大學讀輔導系時，在學習上崇尚羅傑斯的理論，私下閱讀則熱愛存在主義，並試著將存在主義治療和以人為本的學派結合。沒想到我那自以為的嘗試，竟在本書中得到呼應：「一九五七年，我已經發展出一套嚴謹的治療理論及治療關係理論，提出〈人格改變的必要及充分條件〉(Rogers,1957)……我驚訝的發現，這甚至是本土品牌的存在主義哲學。」原來羅傑斯早就認為其理論是美國版的存在主義哲學了。可見當時我學藝不精，沒能融會貫通理解到其精髓。

也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有了本書在第六章詳述治療中的三個必要及充分的條件。當年的我認識到，這不但是必要條件，而且要足夠「充分」，也就是說，只要能做到這三點，心理治療工作即可有效順利進行。只是，這讓當時是新手的我覺得那是件不可能的任務，以致我雖對以人為本取向仰之彌高，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孔子家語‧儒行解》）

這三個必要及充分的條如下。第一個要素是真誠，真實，或一致性。但在這條件裡，羅傑斯強調「『透明』一詞最能說明這種狀態：治療師要讓自己對案主透明；案主可以在治療關係中徹底瞭解治療師；案主感覺得到治療師沒有隱瞞。」對此，我覺得有必要說說我個人的理解。我相信，這樣的透明一致是限縮在治療關係中的，治療師在治療室外的私人生活，還是要謹慎保留。而所謂徹底瞭解治療師，應該強調治療師在治療過程雖帶有專業角色，同時更需要也是位真實的人，並使個案能完全領會治療師在治療中給予案主的所有回應。

第二個重要態度是接納，關心，或肯定，也就是「無條件的正向關懷」。第三個要件是同理心的理解。對同理心這個條件，羅傑斯更另闢第七章詳細討論。他進一步強調同理心在所有的人與人的關係裡，都該是個核心的態度。而要能有好的同理能力，不只是把自己的觀點與價值都放到一邊，不帶任何成見地進入別人的世界，也是真正站到對方的位置，用對方的角度去看對方所見，以及感同身受對方的心情。

不過，在羅傑斯《成為一個人》書中說：「同理心的理解，是治療者能準確而同感地瞭解受輔者的世界，宛如那是自己的世界。」而歐文．亞隆則在《生命的禮物》書中提及同理心：「要從病人的窗戶往外看，試著去看病人所看到的世界。」我想，「宛如」以及「從病人的窗戶往外看」都意味著：治療師還是必須保有自己，只是在同理的那個當下，把自我暫時放到了一邊。所以羅傑斯才會說，「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定然對自己有著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面對他人光怪陸離的世界，也不致迷失，仍能來去自如，輕鬆回到自己的世界。」

同時，「治療師自身整合得越佳，所展現的同理心便越高。」因此，我強調心理師要先接納、整合自己，建立充分的自信，並擁有良好清晰而彈性的個人自我或心理界限，才可能在心理諮商中做到好的同理。而整合、自信和界限這三者，其實是交互影響及相輔相成的。

閱讀至此我終於明白，當年感覺個人中心學派在實務上不易運用，表面上以為是這個學派沒有具體、明確的步驟和獨特的諮商技術，使菜鳥的我難以使上手。其實重點在於，那時的我不要說擁有自信，根本不喜歡自己，不接納自己，也沒能建立夠好的人我界限，自然無法對案主真正地無條件接納與關懷，也做不到有品質的同理理解。

現實？多元現實

羅傑斯深切期盼能建立一個以多元現實為基礎的群體或社會。因為他相信：「我唯一能夠認知的現實，是我當下所察覺及感受到的世界；你唯一可能認知的現實，是你當下所察覺及感受到的世界。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所有這些察覺到的現實各不相同。『現實世界』之多，一如世間之人！」

羅傑斯在其第五章專章討論「現實」（真實）是什麼、是否只有一個的議題。社會心理學家勒溫（Kurt Lewin）所建構的場地論（Field Theory）和羅傑斯的現象場（phenomenal field）觀點相近。所謂場地論，是認為「個人主觀知覺到、注意到的外在人、事、物，才真實存在著；人們想像出來的東西，即使不是客觀存在，對當事人而言也是真實存在的，如鬼。換句話說，只有個人知覺到的『外在』，才會進入我們的意識層，成為影響我們的外在環境。」

而現象場也就是我們的主觀世界，包括我們所有的經驗（個體天生帶有的氣質和外在環境交互作用所生成的），我們也以它作為瞭解世界的基礎，主觀的詮釋外在各種刺激的意義。因此，每個人都是相當獨特的。「基於每個人的獨一無二，以致不論是誰都是非常珍貴而值得尊重的。換句話說，不論這個人的行為表現如何，只要「存在」，就具有無限的價值和尊貴，再也找不到與其相似的另一個人。」

我想，羅傑斯特別討論這一點，說的是這世上只有屬於個人主觀的現實／真實，我們必須接受社會中每個人都是觀點各異（不只觀點，根本面對的所謂真實也不相同），允許人人都可以成為如其所是的自己，尊重和接納每個人的差異性，而社會要能如此運作，必然需要人人具備此種態度，並帶著足夠的耐性以及充分且夠好的溝通，以達到在差異中共存。於是，「我們能夠將這些各自不同的現實看成是人類史上最可貴的學習資源；坦然無懼地共同生活，彼此學習。如此一來，人類關心別人的天性，就不再會是『我關心你，因為你和我一樣』，而會是『我看重你，珍惜你，因為你和我不同』。」

這真是個美好的宏願──創造一個尊重個體又願意合作、無衝突的大同世界。也許，我們可先將此理想用於心理諮商中，實踐於全體人類世界實在很是艱難，特別是如重視他人取向、家族為重的華人文化，離得更遙遠了呢！

孤獨

這本書第八章討論了一個悲劇的個案──愛倫．韋斯特，對我的衝擊與啟發最大。一方面是在篇章裡，深刻而真切地體會到羅傑斯對自己的相信，對即便同樣是治療界的大師之工作，直接提出不同的見解。且對那治療過程的失誤，感到痛心和憤怒。當然，他有充分的理由評論這個個案工作，尤其個案最後選擇以自殺了結自己的生命。羅傑斯說，「讀這件悲慘的個案令我憤怒，但也令我鼓舞。憤怒的是，這樁悲劇糟蹋了一個活生生的人；鼓舞的是，我覺得我們在這些年中已經學到了很多，如果愛倫．韋斯特今天來找的是我，或我認識的治療師，她一定會得到幫助。」

那句「如果來找的是我……」，讓我就如親眼看到他那堅定的眼神和讓人信任的表情，聽到他在告訴我：「別怕！你要相信自己，帶著內在的力量無懼地說出你內心真實的見解和感受。」

羅傑斯其實是很溫和親切的人，又提出尊重、關懷接納和同理三個關係中的核心條件。但在他的專業生涯中，之前有與精神病學界重量級人物以及與行為主義學派史金納的論辯，在美國心理學界相當轟動，也影響至深，連他本人都說，那是兩場「戰鬥」。他這種總是為理想勇於宣揚與認真實踐的精神很是令我崇敬。

第八章另一部分對我的衝擊，來自羅傑斯對人之所以感到孤獨的核心因素之論述，「第一個是，人與自己、與他的有機生命感受疏離……其內在感受在體驗中所感知的是一個意義，意識自我牢牢抓住的卻是另一個意義……」

以下我用文中個案發生的關鍵事件來闡述此點：個案二十歲時，愛上位外國男子並與之訂婚，但因父親反對，她未做抗爭就順服了父親，離開所愛之人。個案內在感受到自己愛上這男子，但父親認為這男子並不適合她，她只是一時迷惑，根本沒有愛對方。個案否定了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判斷，認同了父親所說，也擔心如果不這樣，會失去父親的愛，而誤以為自己的感受就如父親所說。

也就是說，當我們不再信任自己的感覺和情緒，而只遵從重要他人及社會文化「規範」我們該有什麼感覺和情緒，長久下來，我們就逐漸和自己疏離。尤其，若我們其實體會得到自己的感受，但害怕若以自己的感受來行事，將無法得到父母和身邊他人的肯定與愛，內在的掙扎與矛盾將更折磨人，心很容易因此生病。說到這裡，讀者是否覺得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多數人都有這樣的困境呀！

羅傑斯認為，「孤獨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能夠與人溝通自己真實體驗的關係，也就是無法在關係中溝通真實的自我。」我認為這因素和前一個因素很是類似──不確定、不相信自己的感覺，自然不敢也無法在關係中溝通真實的自己。因此，解決人類孤獨的議題，唯有先改善個人和自己的關係；若要幫助人們達到自我和好的目標，則必是先聽懂他、接納他和包容他，讓他能「成為他自己」。

全人教育的大願

羅傑斯對當時美國教育的狀況很是憂慮。他認為教學過於偏重「脖子以上的教育」，以知識傳授為重，忽略情感面的教育。且各級教育行政機構過於重視齊一的規範──「國訂課程、強迫就學、終身教授、上課時數、分數、學位」等，使教育僵化而空洞。

相對於以人為本的教育，羅傑斯也描述相對之傳統教育的樣貌──基本上以教師為中心傳授知識，學生多為被動接收，管教上雖取消體罰，但是仍維持以權威和製造壓力、恐懼的方式為重，給新老師的忠告往往是「第一天就要把學生給壓住」，同時，完全忽略全人教育。

以曾經在師資培育機構教書的我而言，讀來很是慚愧。台灣的教育確實也在進步，更呼籲實踐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但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還是偏向作者所描述的傳統教育樣貌。

我覺得根源在於我們對人性未能真正的相信。雖然「我們自幼學習儒家孔孟的人性本善論述，似乎相信人性本善、向上成長等信念；但反觀我們整體社會的制度卻是以防弊為主軸設計的，沒那麼相信人們能自動守法守紀。我們生活中也存在防人之心不可無、不太相信人的氛圍。父母、老師更是如此，認為如果不督促孩子和學生，他們就不可能自動自發」，也總覺得孩子們不懂事，必須提供他們更多的規範和指導。不要說「孩子」，連滿十八歲的青年人，仍有很多人認為他們不夠成熟，無法做出好的選擇和判斷，而反對選舉人自二十歲降為十八歲。

羅傑斯在書中第十二章，寫下「以人為本的教育模式」該有的九個要件，以及若能落實實踐，那將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教育環境。最讓我感動與心嚮往的三點是：「學生的好奇心、天生的求知欲得到滋養和強化，進而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不論學生與教師都能在此肯定自我、培養自信及自尊，發現自我內在價值的美好；惡性競爭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互敬及互助。」

因此，本書十二、十三和十四章內容可以作為教育政策擬定很重要的參考。而我相當認同作者認為真正成功施行的關鍵在教師身上，須重視師資養成教育的內涵，這也可供國內師資培育機構深思。當然，更期盼可以引發更多人關心與討論我們文化中對人性的矛盾觀點。

（節錄，全文未完）

第二章　我的人際關係哲學發展（節錄）

先從童年談起。生長於一個嚴格的正統基督教家庭，我對待他人的價值觀深受父母的影響。我是否真的相信這些道理，我不敢說；但我知道，我都是依照著這些價值觀處事。對待我們那個大家庭以外的人們，依我看，我們的心態大致如下：「外面人們的行為都有問題，我們家族是不贊同的。許多人日常進行打牌、看電影、抽菸、跳舞、喝酒等活動，其中有些行為甚至令人難以啟齒，或許他們不知道還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忍受他們，但是必須避免和他們有任何密切交流，在家裡過自己的生活。『不要和他們混在一塊，要有個區隔。』照聖經說的話去做就對了。」

我清楚記得，整個小學期間，這種傲慢的無意識分別心正是我的行為特徵。沒錯，我連一個要好的朋友都沒有。成群同齡的男孩和女孩在我家後街騎單車，但是我從未去過他們家，他們也從沒來過我家。

至於和家裡其他人的關係，我和幾個弟弟相處得極好，但妒忌二哥；雖然和大哥年歲差距太大，講不上什麼話，他卻是我十分崇拜的對象。知道父母親愛我，我卻從不跟他們講自己內心的感受及想法，因為我心裡明白，那只會招來指責，暴露缺失。自己的想法、白日夢及心裡的感受，我全都放在心裡。

總而言之，今天我所談論親近交流的人際關係，在那段童年歲月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對家人以外的人，我的態度疏離與冷漠，那都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

我在同一所小學念了七年，從那以後，到念完研究所，我待在同一間學校的時間都不超過兩年，無疑地，這對我也造成了影響。

從中學開始，有點意識到想要找同伴的渴望，只是要滿足這種渴望卻有著兩重障礙：首先是上面提到過的父母的心態；其次是環境因素。念了三所中學，每一所都不足兩年，都是以長途火車通學，以致社交關係無法扎根，也從未參加過放學後或晚上的學生活動。同學中不乏我看重和欣賞的，我也可能受到有些同學的關心和喜歡──部分原因或許是我的功課好；但沒有時間培養友誼，和他們從未有過密切的互動。高中時我唯一參與過的活動，是一次高年級的聚餐。

如此這般，在重要的青少年時期，我沒有知心的朋友，有的都只是膚淺的接觸。曾有兩個學期，碰到通情達理的老師，我在英文作文中還真的表達過一些內在感受；在家裡，和第二個弟弟感情極好，只是年齡相差五歲，我們無法深交。那時候，無論在什麼人際關係中，我更加意識到自己只是個局外人，是個旁觀者。在我看來，我之所以對收集和飼養大型夜蛾有強烈的科學興趣，無疑地，多少是為補償在親密分享上的缺乏；這時候我才瞭解，自己是個獨來獨往的獨行客，在人的世界裡，我竟無一席之地。社交上我一無所有，有的只是表面的接觸。那段時期，我滿腦子的奇思異想，若有人給我診斷，或許會被視為精神分裂（思覺失調），幸運的是，我從沒和心理學家打過交道。

進了大學，第一次打破這種孤獨生涯。我念的是威斯康辛大學農學院，在基督教青年會很快就和一群學員打成一片，儘管共同的興趣很狹窄，以此為起點，我們發展成一個自主的持續性團體，舉辦各種活動。在其中，我第一次瞭解所謂的同志、甚至朋友是什麼；我們探討有關道德及倫理的看法與理念，進行了熱情、開心且充滿樂趣的討論，甚至把個人問題拿出來分享，特別是以一對一的方式。兩年下來，這個團體對我意義重大，直至我轉到文理學院主修歷史，才和他們斷了聯繫。

在我看來，這個時期可以看作是我專業生涯的第一次摸索。我擔任一個兒童營隊的領隊，完全樂在其中。説到我的工作，無非就是舉辦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動，如遠足、野餐、游泳等。記憶所及，對那些小男生，我既不鼓勵也不曾談過任何他們可能感興趣的問題；如果對象是同輩，很明顯地我已經開始意識到交流的可能性，但與這些十二歲的小蘿蔔頭溝通，卻是想都不曾想過。

暑假時，我也在一個弱勢少年營隊擔任輔導員，與另外八位輔導員帶領一百名男孩。我們兼差打工摘櫻桃，加上事後的體育活動，讓我有了可以做點事情的想法。記得在那裡，我首度嘗試了一次大有問題的「幫助」關係，宿舍裡有些物品及金錢不見了，證據指向一個男孩，於是我和幾個輔導員將他單獨帶出來，要叫他承認是他幹的。當時「洗腦」一詞還沒發明，但我們做的就是那一套。我們哄騙，說理，說服，我們軟硬兼施，有人還為他禱告，然而他就是抵死不認，讓我們大失所望。回想起這尷尬的一幕，當時我已經有了一種助人的想法：要讓別人承認錯誤，使他迷途知返。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變得比較社會化。開始與女孩子約會，戰戰兢兢的，一點把握都沒有，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個開始。我發覺自己跟年齡大些的女孩比較有話說，因此，儘管還是新鮮人，卻約會了幾個高年級生。我也開始和海倫交往，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這才漸漸開始了深度溝通，談希望，談理想，談目標，並發現人與人之間其實是可以分享內心的想法與夢想。這是一段逐漸成長的經歷。

大學兩年之後，我們兩地分隔，仍繼續戀愛，經常聯繫，又過了兩年，我們結婚。回想這段時日，發現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建立真正關心、接納和分享的關係，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婚姻生活的頭兩年，我們都學到了重要的一課。出於偶然，但也是機會，我們都懂得了一個道理：人際關係中看起來不太可能分享的東西──內心的困擾和不滿，分享起來才是最有意義的。這事說起來還真難，充滿風險而且可怕，我們反覆學習了許多許多次。對我來說，這都是有助於成長的經驗，受用無窮。

同時，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念研究所時，我們一同修了幾門課，另一方面又各自有所追求──她走上藝術家的路，直到成為一個全職母親；我則繼續我的研究。儘管我越來越偏離宗教方面的學業，但對我走上人際關係這條路，卻也有兩次值得一提的經驗。其一是一項由學生自行組織、管理、沒有教師帶領的研討會，我們共同負責自己想要談的主題及進行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交換自己的疑慮及工作上碰到的問題。我們成為一個相互信任的團體，討論重大的問題，達成諒解，改變了我們許多人的人生。另一個經驗是古溫．華森（Goodwin Watson）教授開的一門課「與年輕人共事」，華森教授生前任職國家訓練實驗室，是一位傑出活躍的培訓教師，也是教育界先進的領導人。學習這堂課程，讓我第一次清楚認知，與人密切互動是可以當成一份工作的，於是我放棄了原本的宗教學程，轉學到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在那兒古溫．華森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我開始學習臨床心理學。透過威廉．赫德．凱爾派翠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ck），我也開始接受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

這時候，我已經嘗試朝向理解的人際關係邁進，學到的東西對我後來發展非常重要。我懂得了與人深度交流是可行的，是有收穫的；在密切關係中，「無法」（”cannot”）分享的種種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義的分享。我發現，在有關人的理解上，團體可以扮演一個值得信賴的角色；我甚至開始相信，身為學校單位的主管，可以信任學生帶領他們成長；我還發現，我們可以幫助遭遇問題的人，只是其中巧妙各有不同。

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的訓練中，如何與前來求助的人建立聯繫，我學過兩種主要的方式。在師範學院，運用的方法是測驗、評量、診斷晤談及誘導，方法雖然不帶感情，卻充滿了莉塔．霍林伍思（Leta Hollingworth）博士個人人格特質所散發出來的溫暖，她教導我們身教更重於言教。後來，到新成立的兒童輔導院（Institute for Child Guidance）實習，碰到的卻是一個非常不同的環境，在那樣一個由精神分析學派當家的地方，我對個人的瞭解更加深入。在那裡我發現，要瞭解一個人，一定要透過詳盡的個人歷史──人格動力學可以上溯至祖父母、父母、叔舅姑姨，最後才是「病人」，可能包括出生時的陣痛、斷奶的情形、依賴的程度、手足的關係等等，資料甚至可能超過七十五頁；另外還有各種詳盡的測試，包括新傳入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最後，還要對孩子進行多次晤談，才決定使用哪一種治療。不過，結果幾乎是千篇一律：孩子接受精神科醫師的精神分析治療，母親也一樣，由社工人員做精神分析，偶爾也請心理學家輔導兒童。不論如何，當時我進行了自己的第一個治療個案，先從個人輔導開始，然後是越來越多的個人晤談，我親身體驗了觀察一個人行為改變的興奮感。至於改變是我的熱誠所致，還是得力於我的技巧，我就說不上來了。

回想起來，我明白，我之所以熱中訪談及治療，部分原因要歸諸於自己早年的孤獨。在這裡，能夠真正與人親近填補了我內心的渴望；治療晤談也提供了機會，直接親近一個人，免除了漸進深入認識的漫長與痛苦。

完成了紐約的學業，拜新訓練之賜，我已熟知如何專業地對待一個人。儘管師範學院與臨床心理學研究所之間差別頗大，兩者的幫助卻使我得到了相同的處理方式——「收集大量有關這個人的資料：他的歷史、他的智力、他的特長、他的人格。綜合這些資料，針對他現在行為的肇因、他可以用得上的個人與社會資源，及他未來的預後情況，做出詳盡的診斷，並盡力以簡單的話語對相關單位、他的父母及孩子自己（如果他能夠理解的話）做出說明，然後提出可行建議，付諸實施；若他改變了行為，就再反覆接觸加以強化。整個過程中，完全保持客觀、專業，除非個人的感情有助於關係的和諧，不然自己絕不涉入。」

現在這聽起來簡直就難以置信，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因為我還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對一位精神科醫師（不是精神分析師）表示輕蔑不屑，就只因為他對待問題兒童的態度。他喜歡他們，甚至帶他們回家。他顯然不懂得保持專業的重要。

當我到了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任職於兒童研究所（Child Study Department），一個專為不良少年，及家庭環境惡劣、由社福機構監護的孩子們所設置的輔導診所，我對自己信心滿滿，我記得（如今想起來仍痛心不已）我告訴家長教師會及社區團體，我們的診所有點像是汽車修理廠：你們帶來問題，由專家加以診斷，並為你們提出矯正的忠告。

然而，我的信心漸漸潰散。一直待在同個地方，我不得不接受現實，自己的忠告及建議並不是全都有效。許多受我輔導的孩子都安置在中途之家，就在隔壁，我天天都看得到。令我吃驚的是，有的時候，前一天還和一個男孩做過特別「成功」的晤談，跟他說明他行為失常的種種原因，第二天他卻拒絕見我！我必須讓他回心轉意，找出問題出在哪裡。我開始了體驗學習。

當時，獨立的羅徹斯特輔導中心（Rochester Guidance Center）剛成立，取代了原來的兒童研究所，我擔任主任，由醫師轉診過來的案子越來越多，但無論是孩子或家長，我們都沒有管理的權力，若要有所幫助，就必須建立關係。

當時有幾件事情顯著地改變了我的做法，這裡就談一下記憶中最鮮活的一個故事。一位聰明的母親帶她行為嚴重失常的孩子來診所，我跟母親談孩子的過往，另一位心理師則為孩子做測驗。經過討論，我們確定問題出在母親對兒子的拒絕。這個問題由我和母親來處理，另一位心理師則帶孩子做遊戲治療。一次又一次的晤談（經驗的累積，現今我的態度已更加溫和柔緩），我試圖幫助母親認清她拒絕的對待模式對孩子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一點作用都沒有。大約經過十幾次晤談，我告訴她，我們都努力過了，但沒有結果，或許應該停下來，她同意了。當她要離開房間時，回過身來問道：「你們這裡做成人諮商嗎？」我感到困惑，回答說我們有的時候會做。她馬上返回到座位上，開始傾訴自己與丈夫之間積重難返的問題，說她極度需要幫助。這下子可把我難倒了，她所説的跟我從她那兒整理的個人歷史全不相干，我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大部分時間就只是聽。最後，經過更多次晤談，由於她整個人變得更真實也更自在，不僅她的婚姻關係改善，她兒子的問題行為也消解了。我這裡迫不及待要説的是，許多年以後，直到兒子念了大學且表現良好，她仍繼續和我保持偶爾的聯繫。這樣的案主她是第一個。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課。我一切隨她，不隨自己；我就只是聽，不急著把自己的診斷意見推給她。我們更像是私人關係，一點都不「專業」，然而結果卻說明了一切。大約就在那個時間，我參加了奧圖．蘭克（Otto Rank）為期兩天的小型研討會，發現他的治療（而非他的理論）所強調的正是我自己開始領會到的一些東西，覺得很受啟發，也很受鼓舞。當時我雇用的一名社工，自費城社會工作學院（Philadelphia School of Social Work）畢業，她學的正是蘭克的「關係治療」（relationship therapy），從她那裡我也學到了不少。因此，我的觀點改變得越來越多。我在《問題兒童的臨床治療》（Clinical Treatment of Problem Child， 1937-1938）一書中詳細交代了這個轉變，儘管全書大部分談的是診斷與規範，但是我在其中花了很長的篇幅專論關係治療。

一九四○年到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研究生聰明好學，跟他們提出我的臨床觀點，自己也受益匪淺。同時，我也瞭解到，在諮商與治療上，自己講的一些東西都是新的，或許稱得上是創見，並寫了一本這方面的書。隨著記錄治療晤談的夢想得以實現，使我可把注意力放到晤談中不同反應所產生的效果上，進而使技巧——即所謂的非指導性技巧（nondirective technique）成為強調的重點。

然而，這種對案主的信賴，及對案主自我探索並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信任，也讓我另有發現，我既然信任案主，為什麼無法相信學生？這樣的態度對有問題的個人既然是好的，為什麼對有問題的工作團隊卻行不通？我發現，自己所進行的不僅是一種新的治療方法，而且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學與人際關係哲學。

其中有些議題，我在俄亥俄州大學時就已經得到解答，等有機會到芝加哥大學開辦新的諮商中心，可以自行決定政策及挑選團隊時，我便著手制定並落實處理人際關係的新方法。同樣地，這也可以總結如下：

* 我相信，只要能提供一個真誠理解的環境，建立一種親近而持續的關係，每個人都能探索並理解自我及自身的問題，並且解決這些困難。

* 我放手以同樣的信任對待自己的工作團隊，致力建立一個環境，使每個人把整個團體的目標當成自己的責任，團體也為每位成員負責。我獲得授權，我也將這個權力完全下放給團體。

* 我以實驗的態度信任學生及班級群組，讓他們選擇自己的方向，並由他們評定自己的進步。

於我來說，芝加哥是一段重大的學習之旅，不僅有充足的機會檢驗自己上述的假說，並將我們早年所開展的治療假說進一步付諸實證檢驗。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已經發展出一套嚴謹的治療理論及治療關係理論，提出〈人格改變的必要及充分條件〉（Rogers，1957），談的全都是個人的心態，而非專業訓練。儘管這篇論文相當大膽，但是提出了可檢驗的假說，並在接下來的十五年間引發了相當多的研究，總體上都獲得了證實。在這個時期，出於學生的鼓勵，我認識了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先是著作，後來才是本人，並結識索倫．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我的新方法得到了極大的支持，我驚訝的發現，這甚至是本土品牌的存在主義哲學。